2017年12月17日 星期天

Hiphop历史在中国 沉浮三十年

来源:嘻哈之城 2017-09-12 17:27:37 记者:

2017年夏天,《中国有嘻哈》 火了。

年轻人津津乐道着Freestyle,穿超宽松潮牌T恤、文大花臂,戴棒球帽、扎脏辫、挂金链,走路要踩着耳机里Hiphop的鼓点,打着响指比出手势,走出一股“全世界我最酷”的气势。打招呼是击掌心掌背撞拳撞肩,嘴里说着“Cool cool”和“Hey what’s up man?”拍照要向斜上同一方向举起双臂挡住脸……

上一辈人却大多不以为意。总归是太阳底下无新事,这不是Hiphop文化第一次在中国掀起热潮。事实上,中国最早一代受Hiphop影响的人们如今已四五十岁,只是当年的街头茬舞者大多早已成家生子,无处安放的荷尔蒙随年岁褪去,傲气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消磨,张扬一时的年轻时光堆放在沉默里。

它曾拯救人。在选择稀少的年代,以街头艺术与商业的形式,Hiphop为放弃学业的少年另辟了一条蹊径。与摇滚或朋克大肆标榜的反叛不同,Hiphop的基因里恐怕就流着商业的血脉,作为从贫民窟黑人区发源的街头文化,生存的基本欲望驱动着它的发展。它也因此包容,叫嚣欲望或者针砭现实,鼓吹帮派习性或者呼唤爱与和平都可以是它的模样。

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纽约布朗克斯,到2017年的中国大陆,Hiphop文化漂洋过海,低谷有时,兴盛有时,随时代自我更新换血。毫无疑问,就在当下,因为一档剧情式真人秀网络综艺节目,国内资本对它的关注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。但任何流行背后,几乎都值得警惕:究竟是什么力量,裹挟起了这波来势汹汹的浪头?借势涌起的,真的是Hiphop文化吗,抑或只是这个美丽新世界披着亚文化的外衣自我复制的幌子?

王波 1987霹雳舞旋风

那是1987年的中国。大街小巷,年轻人跳着奇怪的动作,脚下“踩单车”,手上“擦玻璃”,双臂呈波浪状抖动,模仿电流通过身体,一人从另一人裆下潇洒酷炫地快速钻过去。露指霹雳手套,高帮回力帆布鞋,衣服是自己扯布做的,要用最鲜艳、大红大绿的颜色,做成最与众不同的款式,小皮坎肩带铆钉,戴耳坠,烫头,绑发带。

那是1987年的内地电影院。人们看着看着,从座位上站起来,走到黑漆漆的狭窄过道或银幕前的空地上,跟着节奏感强烈的配乐鼓点律动着身体,模仿电影里的动作跳舞。电影里的舞蹈评委问主人公“你是谁”,银幕外的观众一齐回答:“旋风——街头舞蹈家!”

那是译制片《霹雳舞》(Breakin’)盛行的一年。经历了1987的王波今年快四十了,亮晃晃一顶蓝色棒球帽反扣,长溜溜一串佛珠项链,蓝色粗框墨镜搁一旁,皮肤坑洼。初中揍他的那群孩子早结婚生子和别个大人没两样,“丫看我这样都惊了,你怎么还跟小孩儿似的?”说后半句的时候,他身子前倾,双手趴在桌边,瞪大了眼睛摇头晃脑地模仿惊了的语气,转瞬放松哈哈大笑。

混迹于早年北京Hiphop圈的人,几乎不可能不知道王波——隐藏乐队成员,头三届Iron Mic比赛冠军, 90年代末北京最早的Hiphop派对Section 6组织者。但这顶“中国Hiphop说唱元老”的帽子不好戴。以前不觉得,现在《中国有嘻哈》一火,十几个采访找上来,加上各种趁热组织的活动,有时焦头烂额到把约好的采访忘个一干二净。见到他是约定时间的两小时之后,他已连续十天、每天只睡三小时。

但他还是勤勤恳恳地赴约,把同样的经历和观点翻来倒去地重复,描摹画面和细节,极有耐心。他觉得自己有责任,告诉大家Hiphop文化曾怎样把艺术和创造性带进了年轻人的生活,尽管最开始的时候他会礼貌又不屑地告诉你,“如果你们文章是说那个叫什么中国嘻哈,我不属于嘻哈的范围啊。”

没经历过北京上世纪80年代的人,大概很难想象,中国街头早就流行过“一言不合就尬舞”的景象。那时候天很蓝,隆福寺一条街所有广告牌都是竖着的,修鞋补鞋的、电影院、游戏厅、发廊,最大的广告牌比树还高,四个大字,“黑妹牙膏”。1987年,王波8岁,打小成绩不好,正是上房揭瓦的年纪,蹲人家房顶上学抽烟装酷,但除了偷葡萄石榴倒也没干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。直到在电影院看了《霹雳舞》,整个人跟电击了似的,那感觉没法说,总之是,好像突然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大他十来岁的哥哥姐姐们开始在街头跳舞。一开始是茬舞,比谁跳得像,有时跳着跳着就打起来,一如电影里的情节。在美国,霹雳舞最早确实是帮派间互相挑衅的仪式,也是早期Hiphop文化的核心;但在中国,在娱乐选项稀缺的年代,打架有时算是一种娱乐项目。王波年纪小,就跟着在一边看,着迷了每天一路跟着跳得最神的大哥哥回家,不敢上去说话,就这么跟了一俩礼拜。

当时,还没人知道那就是Hiphop,准确地说,是Hiphop文化的一部分。有关Hiphop文化的纪录片《风格战争》(Style Wars)里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初纽约布朗克斯区类似的街头景象。尽管是一部以纽约街头涂鸦为主体的纪录片,但镜头也匀给了黑人孩子们的街头篮球、街舞和说唱——玩这些的年轻人是同一拨,想深入了解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忽略其他。

但在1987年的中国,8岁的王波与说唱音乐之间还隔着6年的距离。

小老虎(梁辰) 小老虎(梁辰)

1987后遗症

《霹雳舞》下映,王波的生活多了一项目标——找到电影里那种歌。那会儿音像店开始流行,要是在游戏厅找不着王波,多半去音像店就能看见一个找磁带的小男孩;父亲知道儿子喜欢这种舞,也常帮他租和舞蹈有关的录像带,但总没找见类似的。

不久以后,在街头跳舞的年轻人消失了,王波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“擦玻璃跟真的似的”的大哥哥。他上了一所据说王朔也读过的“巨乱的”初中,因为班主任的开学训话是这样的:“我知道你们都是闹坯子,别在这惹事儿,知道王朔是谁吗,王朔那样都不敢跟这惹事儿,你们都给我老实点。”果不其然,开学第一天,他因为穿西服被高年级学生从房上跳下来给揍了一顿。

90年代初,千人迪斯科在北京流行起来。迪厅遍地开花,今天西城一个,明儿海淀一个,后天东城又开一个,全是千人大场。王波初中读了小半年后辍学,每天和其他不上学的孩子一块儿在街头晃荡,还是游戏厅、音像店,晚上去各种迪厅跳舞。打口磁带也出现了,那是1993、1994年左右的事,卖打口磁带的人坐在立交桥下,摞好几大盒,全是外文歌。王波一个个挑,专看哪个像《霹雳舞》里那感觉的,十块钱三到五盘,交钱拿走。回家后得拿小改锥把磁带壳撬开,用胶条把磁带切口的地方接上,复原后搁到录音机里听。

就这样大海捞针,还真给他找着了。第一张Hiphop磁带是Naughty by Nature组合(来自美国新泽西的硬核说唱团体)的现场,顺藤摸瓜,找到2pac、Puffy Daddy、Biggie、EPMD……从打口磁带一直听到打口盘,打口盘慢慢变成扎眼盘。“最后就,”王波回想到这忍不住又激动地爆了句粗,“太多了,就听得太多了。”

但真正让王波“疯了”的,远不止找到Hiphop打口碟。香港回归前的90年代中期,昆仑饭店二层有了专门给外国人提供的迪厅,每周四晚上开黑人派对。“长这么大没见过那么多黑人,你一进去一看,他们拿下麦就开始说唱,听着跟磁带里是一样,break的时候就转,我都惊了,跟电影里边一模一样。我们也是在跳舞,但我们跳的东西很单一,就是在蹬三轮知道吗,但看他们的时候我真惊了,没见过。”

王波口中的“break(舞曲间歇期/过门段落)”,藏着Hiphop音乐的源起。1973年,纽约布朗克斯区早已流行迪斯科,每到现场DJ换唱片的舞曲间歇期,人声和旋律骤停,只剩鼓点与打击乐,帮派混混们就会进场秀一段霹雳舞,各种炫技。后来,涂鸦兼跳舞爱好者克莱夫·坎贝尔(Clive Campbell)特意在自己办的收费舞会里,在唱片上标记舞曲间歇期的起终点,开始连续不断地播放每张唱片的间歇期鼓点。舞会大获成功,坎贝尔自此以别号“DJ Kool Herc”闻名——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“Hiphop文化之父”。

从控制背景音乐的舞厅DJ,发展出喊话调节派对气氛的MC,说唱音乐由此起步。王波在昆仑饭店二层迪厅看到的,正是活生生的黑人Hiphop文化。“穿的衣服全是大号的,金牌,”他在胸前比圈,“我不是跟你吹牛,这么厚的这么大的,纯金的就这么挂了,特别狠,就太狠了,特喜欢。”

那会儿昆仑饭店门口全是东北烤串,烤串边常围着一群黑人,“叭叭叭”一说就一个多钟头,王波和小时候看霹雳舞一样,老在那看。有一次一黑人过来,冲他推了一跟头,意思就是“滚蛋”,王波当下就火了:“我这么喜欢你丫东西,你丫怎么这样啊!”

从那一刻起,王波下了狠心。“你丫等着,我非得会你这东西,我非得把这东西会了。”

2004年,隐藏乐队 2000派对时间

新世纪之初,十二三岁的男孩张睿站在“愚公移山”Live House的舞台下,等待着王波所在的隐藏组合的Hiphop演出。那时的愚公移山还没有搬到段祺瑞府的四合院里,委身在工体附近一家被破旧公共汽车改造成的酒吧背后,有个小舞台,几个贝斯。窦唯的做梦乐队也在那演出过。

此时的王波,俨然已是中文说唱的先驱。他不仅早学会了说唱,从1998年算起,Hiphop派对也已办了两年多。最开始是找各种不景气的酒吧谈合作,自己租机器,几个喜欢Hiphop的朋友各自带唱片轮流放,慢慢吸引同好;再到印小广告,去附近大学宿舍一间间塞传单;最后场地固定了下来,Club Orange老板把这群年轻人的Hiphop派对纳入夜店每周一次的固定环节,也是为了增加品牌知名度和客流量。王波眼看着参与者从十几人慢慢变成七八十人,时间也挪到了周五晚,妈妈帮忙收门票,20元一张。

办派对让王波从自己的爱好中盈了利。但这无关紧要——那样的Hiphop派对,哪怕在今天也再看不见了。“那会儿跟我们一块说唱的,说韩文的说日语的说英语的,哪儿的人都有,什么风格都有,特别牛掰。除了我们这圈子里边特别喜欢Hiphop的这些孩子,剩下全是外国人。很多外国人知道,北京这地儿有个Hiphop的Party,就只有这么一个地儿有,就我们弄的,都来。”

就在Club Orange,王波认识了美国人老郑、加拿大华裔马克和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贺忠,有了后来的隐藏组合,天天没事干,就混在老郑家对着电脑说唱,不管有没有音乐节拍。王波后来连拿三个Iron Mic冠军,他相信自己Battle(地下说唱比赛时一对一对战)时Freestyle的基本功都是从派对和胡吹里练出来的。再后来,Club Orange关了,愚公移山的老板吕志强接纳了这帮Hiphop爱好者——当年,吕志强也是在街头跳霹雳舞的年轻人。再后来,另一个团体“社会滑板”加入,派对有了名字,叫Section 6,和美国一个类似的派对同名。

彼时刚接触Hiphop的男孩张睿,就这样找到了同好者的小众根据地。他还没成为后来唱《团结湖》《北京国安》的Nasty Ray,只是因为喜欢篮球了解到了Hiphop:NBA的中场音乐是Hiphop,球星喜欢的歌手也是Hiphop类型,爱屋及乌入了坑。王波记得台下的张睿,个子瘦小,穿身宽大的篮球服——这身街头风的打扮张睿保持至今,一如喜欢90年代Hiphop音乐风格的固执。

张睿三天两头往音像店跑,淘各种打口碟,学会发现稀奇货时故意装得风轻云淡,捡漏买到宝贝是常有的事。而在三里屯附近的一家新疆饭店门口,一张白塑料桌边,隐藏和社会滑板这两个“巨大的地下组织”聚头喝酒,王波说:“咱们今天取了这个Section 6这名字,咱们就要把它玩下去,永远把这东西玩下去,不管最后剩下谁。”

要知道,当时的港台乐坛还流行着四大天王。

负责编辑:朱丽芳

关键词: 王波 hiphop 嘻哈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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